歷經憲法法庭違憲判決與多年爭議，《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簡稱健保資料新法）終於在今（2026）年8月上路，明文賦予民眾「退出權」，並嚴禁商業使用。這部專法讓國人第一次把「就醫資料使用權」的大門鑰匙拿回自己手上，值得肯定。

然而，最想要這批資料的商業保險，卻被排除在外。

商業保險講究大數法則，資料是精算費率、開發商品的根基，業者要的是去識別化後的群體統計，並非特定個人的醫療病歷；而這類數據，大多散落在各醫院內部，保險公司難以取得。因此，許多新式醫療險的定價，多半只能援引國外研究或再保經驗。

資料一旦缺位，定價就可能失準，成本最終仍會以保費形式轉嫁回保戶身上。反之，若能善用健保資料，以更貼近國人實際風險的費率定價，受益的正是社會大眾。

新法的問題癥結在「申請者」的身分限制。根據第九條「申請者，以政府機關、行政法人、醫療機構、學術研究機構、大學，及受政府機關委託之大學、法人、機構為限」，等於在審查資料使用目的之前，就先用身分把商業機構全部排除；就算某項商業應用的目的符合公共利益，也連被審查的機會都沒有。

這和歐盟的作法正好相反。歐盟透過《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與專為整合醫療資料而設的「歐洲健康資料空間」（EHDS），看的都是資料的「使用目的」是否屬於科學研究，再輔以去識別化、當事人可隨時撤回同意等機制層層把關。重點不在「你是誰」，而在「你要做什麼、會不會守規矩」；因此，即使是藥廠、生技公司、商業保險，只要用途正當、程序嚴謹，仍有機會取得資料。

值得玩味的是，健保資料新法第十五條「產業利益回饋金」，要求利用結果所衍生的產業利益，須提撥一定比率回饋健保基金。這等於預先承認，這批資料不論誰來使用都可能產生商業價值：一邊設好了回饋機制，一邊卻封殺商業使用，不矛盾嗎？

說到底，真正卡住健保資料的，或許正是輿論對「商業」這道身分門檻的狹隘解釋。與其問「誰能用這批資料」，不如認真思考「資料怎麼用才安全又有價值」。

隱私與資料價值，其實不必是零和賽局。讓民眾清楚知道資料如何被使用、能隨時退出，是信任的基礎，在嚴謹審查與去識別化前提下，讓保險業把數據轉化為更精準、更平價的保障，或許才是新法上路後真正該補上的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