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稔壽險、人脈廣的金管會主委彭金隆於八月初首次參加他相對陌生的產險公會會員大會，對在場產險公司代表有諸多期勉。其中他以「產險業多為短年期，容錯空間大，失敗影響有限」鼓勵產險業勇於創新，並以「台灣產壽險市場規模長期失衡」指出產險業規模應不止於此，業者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產險業在台灣六十餘年來最重大的「失敗」堪稱理賠近三千億元、賠光二十年獲利的防疫險保單，表面上每一家涉入的產險公司都「安然度過」，但不論核保、理賠、財務、保戶申訴無不受重大影響，更有不少公司折損許多長期栽培的重要人才與高階主管，接班斷層與士氣低落迄今仍未完全紓解，更遑論尚待解決的再保攤回問題。

當產險業尚在療傷止痛之際，這句「失敗影響有限」聽在猶如驚弓之鳥的產險業耳裡，恐怕百感交集，如果彭金隆能夠以主委之尊感謝產險業在疫情期間勇於創新，推出防疫險保單照顧數百萬個確診者，雖然事後證明有不少可以改進的作業或思維，「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或許更有鼓勵作用。

至於拿產壽險規模來證明產險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則多少簡化了事實的真相。如果只看保費收入，二○二三年壽險總保費約二兆一八七九億元，產險保費收入二四三七億元，只比壽險保費的零頭多一點，但若只看當年的新契約保費收入，壽險業立刻縮水七成，只剩六七一四億元，與產險的差距也大幅縮小。

事實上，產險與壽險只是應用相同原理與精神的兩個行業，相似之處並不多，尤其把主要經營長、短期與儲蓄性、消費性兩種保險的兩個行業拿來做比較，本身就是一種失衡。至於拿產壽險的比重與其他國家相較，來證明台灣的產壽險發展極不對稱，也略顯粗糙。各國不僅民情、工業發展、房屋結構、地理環境……大相逕庭，監理內容乃至於保險分類也不同，例如日本與美國就是兩個極端「失衡」的國家，美國產險保費占產壽險保費的七十八％，日本則壽險占七十六％，但這種「失衡」本身卻從來不是問題。

不過彭金隆期許照顧更多民眾與家庭確實是產險業應該努力的方向，產壽險業的「失衡」，其實從民眾的觀念與教育就開始了。不論住火、商火、車險、責任險、工程險、航空、船貨……因為貸款、法令、契約等而被動投保仍占大多數，多數民眾對危險無所不在的主動投保意識有待啟發，對產險商品的認識也有待加強，這才是產險與能夠觸發民眾自覺而投保的壽險最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