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政爭還不知何時、如何落幕，因為各種有形、無形的傷害都還在演化中，所以也無法預知最後結果會如何，而引發這個國家級風險的源頭，就是領導人對特定人士「關說」的定義、態度，以及在特定時點的處理方法。

就像送禮與賄賂常常是一線之隔，有時很難界定一樣，關說與關心的分界，的確可能因人、因事、因時而難以斷然釐清，尤其「關係」在台灣是這麼多樣又如此受重視，「找×××看能不能幫忙」是很多人遇事的第一個念頭。但是在那當下，卻極少人認為自己是在透過有關係的人去「關說」他有關係的人。然而弔詭的是大多數人都認同「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的說法，尤其當自己真的找不到與某件事、某個人有關係的人時，感觸更深。

當保險公司透過立委去跟官員「喬」事情的時候，到底是施壓、關說、關心還是溝通？這個問題恐怕沒有一個完全正確的答案，當立委為民眾喬事情的時候，到底是主持正義、選民服務還是公然關說？答案應該也是因人因事而異。有位立委說民意代表的工作本來就是在喬事情，這句話令人莞爾，不過也的確說得中肯。

很多業務員為了讓保戶的體檢或核保過關，會請託主管幫忙；為了爭取理賠，有些保戶也會拜託有力人士關心；依客戶對業績的貢獻度與開發潛力送禮，更是業務員必要的「禮數」，這是賄賂、感謝、投資或只是人情之常？

在台灣，這些現象隨時隨處可見，雖然這樣的風氣有時很令人困擾甚至厭惡，但無論關說者的動機如何，都不至於是殺頭的罪。

有位教授曾講過一個拒絕關說的故事，有個曾有一面之緣的人除了透過熟人請託，還送了一個沉甸甸的信封到他辦公室，裡面是厚厚一疊千元大鈔和一封信，大意是兒子要插班教授任職的系所，請教授在口試時幫忙。這位教授把鈔票原封不動退回，並附贈麥克阿瑟的「為子祈禱文」。這位教授說，這個父親的做法當然不對，但無論如何是出於愛子心切，只要教授們都不接受賄賂或關說，這個孩子想進大學之門還是得走正路來，這樣有沒有關說其實並不重要。

的確，如果無論怎麼看、誰來看都是關說，那麼最應該拿捏分寸的人是被關說的那一方，而不是找人去關說的人，或者去關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