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楷平 | 《現代保險》雜誌 | 2025.01.01 (月刊)

當保險不再只是生活的保障，而成為債務清償的籌碼，究竟是維護正義，還是傷害生存權？「欠錢不還，可不可以扣押債務人的保單？」過去在司法上見解相當分歧。去（二○二四）年六月金管會提出《保險法》修正草案，列出八類保單免於強制執行，但短短半年後，修法方向大轉彎，引發外界爭議。

保單到底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面對這場攸關保險保障與債權的拉鋸戰，【健康保險大家談】邀請法學教授及保險專家，一同探討扣押保單豁免與債權正義之間的平衡之道。

保單扣押爭議
解約金成為關鍵焦點

二○二二年底大法庭做出第八九七號裁定，即「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之後即確定壽險保單可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導致保單扣押案件大幅增加，許多保單即使沒有價值準備金、或僅有微薄的解約金，仍被強制執行，導致「殺雞取卵」的現象。

儘管大法庭的裁定為保單扣押問題，提供了法律解釋框架，避免各級法院見解差距過大、導致人民無所適從。但，扣押保單真的合理嗎？哪些保單，應該被「豁免」強制執行？

「其實，大法庭裁定主要是針對『人壽保險的解約金』扣押問題，並沒有涵蓋其他保險種類，如醫療險等沒有解約金的保單，」政治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暨法律學系主任葉啓洲指出， 從《強制執行法》角度來看，強制執行目的是「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利害關係第三人的平衡」，因此，對於已確定判決的債務，當債務人不履行時，債權人透過法院扣押財產，是合理的。

大法庭 大法庭制度於2018年12月7日正式實施，當各級法院在相同法律問題上出現不同見解時，可透過大法庭裁定，達成針對特定法律問題的統一解釋，減少法律見解上的不一致。

不過，保險具有特殊性，不完全等同於一般財產，「特別是保障型保險、或保價金非常低的保單，強制執行對償付債權無實益還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傷害。」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董事長林麗銖說。 

雖然認同「保險可作為強制執行標的」，但葉啟洲更強調「生存權應高於財產權」原則，「國家有義務保障人民生活，應在不影響債務人基本生活需求的狀況下，要求清償債務，這是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

     

附約保障中斷風險
保戶權益如何延續？

在保單扣押的議題中，「債權人的財產權」與「債務人的生存權」如何權衡，也成為各界討論焦點。不過，保險種類相當廣泛，險種反映不同的投保需求，有人買保險是為了轉移資產，有人則是為了醫療保障；尤其大多數的醫療險都是依附在壽險主約之下的附加險，讓許多民眾擔心，一旦壽險主約遭強制解除，醫療險附約可能也會失效，造成保障中斷。  

「對沒有解約金的保險進行扣押，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葉啟洲認為，大多數醫療險沒有解約金，不應該成為強制執行的標的；但現實情況是，大部分醫療險附約都有「效力依附條款」，也就是當主契約終止時，附約就跟著終止。因此，就算醫療險附約沒有被強制執行，也可能因為主約壽險保單被解除而同步失效。

對此，林麗銖解釋，為解決這樣的問題，金管會已修正「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並從去年七月一日施行，規定不管是長年期或一年期的醫療險附約，若主契約遭強制執行，該附約不得終止，同時也要求壽險公司，在接到法院扣押命令時，須主動通知保戶保留附約權利，確保附約保障不中斷。

保單是債務人的棺材本？
專家：債權人≠有錢人

金管會去年六月公布保險法修正草案，提出八大類保單豁免強制執行後，引發各界反彈，年底重釋新版本，將豁免範圍簡化為解約金在一定金額以下的壽險與年金險，但仍遭立委痛批「連棺材本都不留」。

究竟，商業保險是不是扮演棺材本的角色？ 

「最需要保險的人，往往買不起保險，」葉啟洲直言，社會上較富裕的群體多將保單作為稅務規劃工具，並非生存保障。另一方面，弱勢群體無法負擔保險費，卻經常被忽視，「壽險到底是不是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棺材本，這很難說。」

此外，台灣社會普遍有「債權人就是有錢人」的錯誤認知。司法案例顯示，債權人不一定是有錢人。例如有「車禍被害人」是債權人，肇事者負擔高額賠償責任但卻不賠償；有夫妻離婚的剩餘財產分配，明明一方很有錢卻不分配，把財產全部放在保險；也有「未成年子女」是債權人，父親逃避扶養義務，但名下只有保單沒有其他資產；「維冠大樓受災戶」也是債權人，因建商設計不良導致住宅倒塌家破人亡，扣押建商的保單卻也遭法院駁回。

葉啟洲說，若真要談「棺材本」，《強制執行法》已有「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的基本生活費，不能成為強制執行標的」的規定，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保單扣押的「介入權」
保障受益人權益

金管會去年六月公布的八大類保單豁免強制執行，引發各界反彈。「坦白講，當時公布的八類保單，豁免範圍太廣泛，沒有理論基礎，也完全沒道理。」葉啟洲直言。

直到去年底，金管會才公布新版本，將豁免範圍縮小至一定金額以下的「壽險解約金」。「這方向是對的，因為這就是大法庭一開始作出裁定的出發點，」葉啟洲認為，接下來要思考的問題就是，有沒有必要在《強制執行法》之外，另外再訂出一個豁免額度，讓債務人有第二份生活費保障。

然而，除了債務人的基本生活費保障之外，當法院以「要保人為債務人」的狀況下扣押壽險保單時，保障權益真正受損的恐怕是「受益人」，而非要保人。

為此，金管會去年六月提出修正草案，也同步提出新增「介入權」：當要保人、受益人不同人時，萬一要保人欠債，保單恐被強制解約，受益人在取得要保人同意並與債權人協商（部分還款）後，就能行使「介入權」成為新的要保人，讓保單繼續有效，受益人的保障也能延續。

「介入權」在日本、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國行之有年，但在台灣，《保險法》規定要保人必須對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然而，若要保人換成原本的受益人，但這位受益人與被保險人間設有「保險利益」關係時，可能導致介入權「卡關」。

對此，葉啟洲認為，若要讓「介入權」真正發揮功能，可另訂特殊條款，賦予符合條件的受益人具有保險利益，「讓原本沒有保險利益的受益人，也有機會行使介入權，救回這張保單。」

生存保障與債權正義
《保險法》修法的挑戰

面對金管會《保險法》修法草案大翻轉，從八大類保單縮減到剩下一類，林麗銖認為，應回歸保險最基本的原則，「若法院及行政執行署能明確鎖定『壽險解約金』作為執行標的，問題就會簡單很多，只要保單有解約金，且金額超過一定標準，就能強制執行，」她認為，這樣的規範不僅清晰，還能有效解決執行混亂。

「業務員也應該向保戶清楚說明：只要保單有相對的保價金，就可能被扣押，甚至被強制解約，更不能讓保戶有『保險可以阻絕債務』的錯誤認知，」林麗銖強調，保險，尤其是保障型保險，不僅保障家庭，還有助於維持社會穩定，因此在修法或執行過程中，必須平衡雙方權益：既保留債務人在購買保險時的保障初衷，也要兼顧債權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