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險公司一年處理的死亡給付超過十三萬件，每一件都必須審視受益人檢附的死亡證明書。尤其壽險、傷害險保額動輒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元，保險公司理賠人員必須詳細了解死亡證明書的記載內容，才能確定是否屬保險公司應負給付之責的原因，並防範詐領保險金的道德危險案件隱藏其中。

一般而言，只有自然病故才可由醫師開立「死亡證明書」，如果是自殺、他殺、意外等非自然死亡案件，就必須由檢察官與法醫到現場相驗，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但事實上，即使是非自然死，在台灣要「買」到死亡證明書，其實並不困難。

非病死 四％未報司法相驗

新竹縣上（五）月查獲一位七十五歲的「黑牌法醫」濫開四千八百多張死亡證明書，連必須由檢察官相驗的自殺、意外都草率相驗，死因一律寫「心肌梗塞」。由於遺體早已火化，就算有人死得不明不白，死亡原因也無從查起，至於保險公司究竟承受多少不必要的理賠損失，則根本無法估計。

這起事件並非個案，民國九十二及九十九年都曾經發生醫師未親自檢驗屍體，就開立死亡證明給家屬的案例，儘管涉案醫師最後都被移送法辦，但法務部及衛生署至今仍未對行政相驗訂定一套嚴格的篩檢機制，以至於類似的案例依然層出不窮。

根據一份學術研究統計，二○一○年國內約開立一．二萬張「非病死」死亡證明書，其中近五百張的開立單位不是地檢署，而是醫療院所。換句話說，平均每二十五件「非病死」的死亡案件，就有一件沒有申報司法相驗。

開死診當副業 年賺千萬

由各地區衛生所主任、醫師負責行政相驗，並開立死亡證明書，主要是解決地檢署檢察官及法醫人力不足的問題，讓病死及自然死等沒有犯罪疑慮的死亡案件儘早結案，同時也是給家屬方便，讓死者早點入土為安。

然而，少數不肖醫師卻把開立死亡證明書當副業，每次收取車馬費一千五百元，死亡證明要價三千～五千元，加開一張須另支付五○○元。相較之下，民眾找衛生所行政相驗，一張死亡證明書只要二十元，兩者費用相差數百倍。

更令人憂心的是，行政相驗制度如果沒有好好把關，恐怕會淪為有心人士詐領保險金的管道，讓原本可以「不必死」的被保險人成為詐保的犧牲品，同時也導致保險公司的損失率節節升高。

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呂宗學指出，台灣至今仍保有「留一口氣回家善終」的習俗，因此在家死亡的比例高達五成以上，在醫院身故則占四成。親人在家中死亡後，家屬通常會找當地的衛生所主任，或診所醫師開立死亡證明，但如果是非病死的案件，醫師就要通報地檢署進行司法相驗。

「由醫師開具死亡證明，雖然紓解了檢察官及法醫的人力困境，但也衍生不少問題。」台大法醫研究所所長孫家棟說，「醫師不能開立非病死的死亡證明書，但是卻有很多醫師連自殺、意外都敢開，且不只診所及地區醫院，包括醫學中心也有同樣的情形。」

舉證不易 違法醫師難重罰

根據一份學術資料統計，國內醫師最高紀錄一年開立超過二千張死亡證明書，如果以一張五千元計算，一年的進帳就高達千萬元，獲利相當驚人。

呂宗學說，這些高頻率開立死亡證明的醫師，衛生署其實都握有黑名單，如果確實掌握醫師違法的證據，主管機關就應該依規定開罰，以儆效尤。

根據醫師法規定，醫師檢驗屍體認為有他殺嫌疑，而未申報司法相驗，最高可處十萬元罰鍰，如果觸犯刑法，甚至可以撤銷醫師證書。只不過，實務上就算檢察官要偵辦這類案件，往往也因為遺體早已火化，而面臨舉證上的困難，最後法院對於這些濫開死亡證明的醫師，通常只能罰錢了事，難以真正達到嚇阻作用。

為了避免這類案件一再發生，孫家棟說，衛生署應該針對行政相驗建立一套完整的篩檢機制，一旦發現異常案件就要馬上處理，否則等到遺體被處理掉之後，一切都死無對證。

死因兜不攏 保險理賠人員頭大

壽險公會理賠小組召集人徐植萱表示，保險公司往往無法在第一時間掌握被保險人身故的消息，因此在受理身故案件的時候，死亡證明書就成為理賠人員的重要判斷依據。

「如果是一般大型醫學中心或教學醫院開立的死亡證明書，保險公司通常不太會去質疑文件的正確性。」徐植萱指出，只要死亡證明書的記載無誤、死亡原因符合保單的理賠條件，且被保險人生前沒有異常的投保或理賠紀錄，保險公司都會盡快將保險金理賠給受益人。

然而，最讓保險公司困擾的是，死亡證明書常常會出現前因後果兜不攏的情形，例如心臟病、癲癇、腦血管疾病、巴金森氏症等，若與事故傷害同時出現，就會造成因果關係判定上的困擾，讓理賠人員無所適從。

保險理賠爭議 意外認定占四成

根據國內保險業者統計，保險公司理賠爭議案件當中，將近四成與意外事故的認定有關。有些死亡證明書的死亡方式勾選「意外」，但是死亡原因卻是高血壓、心臟病，徐植萱說，「拿到這種內容矛盾的死亡證明書，叫保險公司怎麼賠？」

除了意外事故的認定之外，死亡證明書記載死因不詳，也讓保險公司的理賠人員相當頭痛。根據統計，我國死亡證明書記載死因不詳的比例，從一九九四年的六．七％，上升到二○一○年的十三．四％，平均每七．四張死亡證明書，就有一張是死因不詳。

遇到這類內容矛盾的死亡證明或死亡原因不明的理賠問題，保險公司通常會先和家屬溝通，盡量找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處理方式，如果溝通不成，第二步就是移由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調處或評議。徐植萱說，「假如這二個管道都走不通，保險公司與家屬下次見面的地點大概就是在法院了。」

建立資訊平台 減少理賠爭議

孫家棟說，國內的醫學鑑定技術學來愈進步，但死因不詳的比例卻逐年攀升，主要因為許多醫師不想擔負開立死亡證明書的責任，「將來一旦釐清真正的死因，醫師才有閃避的空間。」

然而，死亡證明書記載內容是否精準，會影響衛生署的死因統計品質，孫家棟指出，像台灣這樣一個醫療技術發達的國家，死因不詳的比例不應該超過十％。

不過，孫家棟也不諱言，如果沒有足夠的參考資訊，再專業的醫師也可能誤判死因，家屬如果不希望將來產生保險理賠爭議，就應該在醫師相驗遺體時，提供與死者有關的完整資訊，以免將來申請理賠時，保險公司對死亡證明書的內容產生疑議。

除了改善死亡證明書的登載品質之外，徐植萱也希望相關機構能建立資訊平台，讓保險業者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取得更詳盡的死因鑑定資料，如此一來，不但能夠幫助保險公司釐清被保險人的死亡原因，也能節省將來保險契約兩造舉證不易所耗費的司法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