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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醫療、健康保險
醫療糾紛補償立法 醫病雙贏?
文/魏妤庭 | 2013.04.01 (月刊)

今(二○一三)年一月底擔任骨科主治醫師的前總統女婿趙建銘,遭人爆料在手術過程中造成病患動脈血管破裂,導致大量出血,家屬認為醫生在術前告知為不具風險的手術,卻在手術過程害病患差點丟了命,質疑是醫生動刀疏失,希望能討回公道。

該案例雖因當事人是前總統女婿而引起媒體較多關注,但類似的醫療糾紛卻不在少數。行政院衛生署統計,二○一一年醫療糾紛鑑定案件中,刑事訴訟有四一五件、民事訴訟一三六件,合計五五一件。然而,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統計,醫療糾紛進入訴訟程序的比率僅一成,以此推算有五千多件的醫療糾紛未浮上檯面,衛生署的統計數字只怕是冰山一角。

醫療糾紛頻傳 醫病關係崩解

醫療糾紛頻傳,不僅造成病患對醫療體系的不信任感,也讓不少醫師因承受不了被告的壓力及高額賠償金,離開醫療風險較高的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急診科等五大科,轉向低風險的科別。一位急診科醫師預估,五大科出走潮將在五年後造成醫療人力斷層,屆時國人恐面臨找不到醫生治病的情況。

為了改善醫病關係,去年底行政院通過「醫療法八十二之一條修正草案」,盼能透過修法將「醫療過失刑責合理化」,希望未來只有在醫師開錯刀拿錯藥才需負刑責,減少濫訟情況。

此外,立法院也於今年一月初審「醫療糾紛處理與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盼能建立醫療糾紛處理機制,讓民眾在醫療糾紛發生時,有其他申訴和解的管道,並建立醫療事故補償法,在排除醫師明顯疏失等因素後,病患及家屬可獲得最高二○○萬元的補償金。不過,光靠修法就能減少醫療糾紛,改善醫病關係?

訴訟氾濫 醫師出走五大科

一九九五年開辦全民健保以來,國人的醫療滿意度從不及四成上升到目前的八成,但醫療糾紛案件數卻每年攀升,儘管只有一成案件進入訴訟程序,但衛生署指出,台灣平均每年有三六.七位醫師因醫療糾紛遭刑事起訴,遠高於美國的一.二位、德國及日本的十五位。以人口比例計算,台灣醫師的刑事起訴率是日本的十三倍、美國的四百倍。

偏高的起訴率顯示國人將刑事訴訟視為解決醫療糾紛的主要途徑,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理事長張志華表示,醫療訴訟氾濫,讓醫生執行救護任務如履薄冰,深怕一不小心就被告。

不僅如此,醫療糾紛賠償金額高得嚇人,近年來有些判決案例的賠償金額更高達二、三千萬元。根據統計,國內的醫療賠償金額每年約八億元,其中,高風險科別的醫師平均每人負擔的民事訴訟賠償金額高達四四○萬元。

而醫護人員平均工時高達十幾個小時,卻未享有相對應的報酬,張志華以住院醫師為例,若將每月薪資除以工時,平均每小時只領到一七○元,僅比基本工資時薪高出六十一元。

訴訟氾濫、風險過高且薪資偏低的醫療環境,造成不少醫師紛紛逃離五大科,轉往風險較低的科別,以求明哲保身。

過失刑責合理化 避免醫病惡性循環

張志華指出,醫療專業的養成過程不易,平均一個醫師須經過十二年訓練才可能獨當一面,專業精細度越高的科別所費時間更多,醫師逃亡潮不僅使五大科面臨嚴重的醫事人力斷層,也逼得醫師採取防禦性醫療,這對醫病雙方沒有任何好處。

為避免醫病關係陷入惡性循環,行政院通過醫療法修正草案,規定除非醫事人員偏離醫療常規,違反應注意義務,導致病人死傷,才需負刑責。

不是民眾愛亂告 而是沒申訴管道

然而,這項修正草案不僅醫界團體不買單,民間團體對於將來法案上路後是否能夠改善醫病關係,降低醫糾訴訟率,也持保留的態度。

張志華指出,醫療法修正案對於「醫療常規」的定義不清,許多醫療作業的流程往往以醫學中心為標準,卻忽略不同地區的醫院設施、醫療水準及醫師人力的規模不一,倘若以此作為標準,恐造成地區醫院執行上的困難,一旦發生醫療事故,勢必成為醫病爭議的癥結。

另,根據醫改會調查,民眾發生醫療糾紛最重要的訴求是「道歉與了解真相」,其次才是「請求賠償」。但取得真相困難重重,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研究發展組研究員張雅婷表示,許多民眾想了解醫療過失的原因,卻發現取得關鍵病歷證據很困難,甚至發生資料不全或遭竄改的情況。若是透過醫院內申訴協商或地方衛生局調解,效果也都不彰。

此外,目前大多數的鑑定單位都不具有強制力,在醫糾發生後只有衛生署醫審會能夠取得完整證據,並進行相關調查,但醫審會只接受司法單位委託的醫療鑑定,民眾求助無門,只好透過訴訟獲知真相。

張雅婷指出,若沒有先強化其他鑑定管道,就修正醫療法八十二之一條限制刑事訴訟權,拉高民眾提告的門檻,可能造成民眾採取更激烈或對立的手段,使醫病關係更加緊張,喪失修法改善醫病關係的意義。

強化鑑定及調查 確立補償定義

為了提供病患及其家屬醫療傷害補償,衛生署提出「醫療糾紛處理及發生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未來一旦發生醫療糾紛,病患及家屬須先到各地衛生局申請調解,調解不成立才能對醫院或醫師提告。此外,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案件,檢察官、法官只要取得家屬同意,也可移送調解。

針對難以區分責任歸屬的重大醫療事故,衛生署也在草案中制定一套補償辦法,凡是因疾病或手術本身無法避免的風險等「灰色地帶」,導致病人在接受醫療行為時發生死亡或重大傷害,病患及家屬可獲得最高二百萬元的補償金。

不過,醫病糾紛一旦進入民事或刑事訴訟程序,即不得再申請補償金,除非刑事訴訟的進展非病人可決定,或病人自行撤回起訴、告訴或自訴,病患及家屬才能提出申請。

然而,根據醫改會調查,曾透過衛生局調處醫療糾紛的民眾,普遍認為衛生局調解委員的專業能力或協調技巧不足,協調過程往往淪為喊價,無法協助受害人釐清真相或化解誤會。此外,九成地方衛生局認為在經費與人力不足,且沒有鑑定或病歷審查協助下,推動強制調解反而會降低調解品質與成功率,甚至拖延醫療糾紛的處理時程。

因此,張雅婷指出,強化鑑定單位的素質及行政調查的過程,還原醫療糾紛真相,才是改善醫病關係、降低訴訟率的根本之道,空有強制調解形式要求民眾和解,恐難改善現有醫病關係及醫療品質。

張志華則表示,提出醫療事故補償法的立意良好,但補償經費不知從何來。此外,若未強化醫病溝通調解機構,讓病人與醫師在第一時間溝通協調,恐無法真正達到改善醫病關係的效果。

通過補償草案 提高醫責險投保率?

產險公司從民國55年推出醫師業務責任險至今,投保率始終不高。根據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計,100年醫責險投保件數僅8,564件,以國內執業醫師約4萬183人計算,投保率只有2成。

擁有10多年護理經驗的台名保險經紀人總監黃麗華認為,醫師責任險雖能保障醫療疏失的民事賠償責任,但為了維護個人聲譽及避免刑事責任,許多醫師寧可採取私下和解的方式處理醫療糾紛,造成醫師投保責任險意願低落。

至於醫療法82-1條修法,以及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對提高醫師責任險投保率是否有幫助?

黃麗華說,如果修法讓醫療過失刑責合理化,應可提高醫師坦承醫療過失的意願,並以保險分擔執業風險。此外,如果病患或家屬拒絕接受調解結果而執意提出訴訟,則醫療事故補償金反而會間接墊高醫療糾紛的和解金額,造成醫師民事賠償責任更為沉重,投保醫責險的意願或許會因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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