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學聯考的錄取率再刷新歷年紀錄，高達90.93％，換句話說今年的考生10個人當中沒考上大學的還不到1人，沒唸大學的反倒成為社會的稀有才。有學者批評說台灣大學教育是「量多質低」，我在大學教書教了26年，從四年制大學就學率僅10％左右，教到現在錄取率超過9成，多少有點同感。

但是依我的觀察，質的高低問題癥結並不在於量的多寡，而在於求學動機。很清楚自己為什麼考大學、為什麼唸書的大學生，求學態度自然積極認真，成才的機會當然比較大，這種學生26年前有，現在還是不少；反之，若只是因為「要讀大學」而讀，在學風普遍自由的大學學府，想要「混」畢業，並不是甚麼困難的事，這樣的學生也不是現在才有。動機不同，態度與收獲當然迥異。

9成的錄取率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這些學生或學生的家長是否真的清楚「為什麼」——這些孩子為什麼要用人生中4年的精華歲月，花掉百萬以上的學費去唸大學？

最近在一個報紙專訪中看到記者問警政署署長侯友宜，7年前為什麼去唸博士班？他說他一直不懂為何許多案件的被害人不會對幫助他們的警察心存感激，反而對加害人比較寬容，尤其在白曉燕被綁架撕票案中，當他冒死救出被陳進興挾持的南非武官時，武官卻抱怨警察亂開槍，武官夫人還說「陳先生很善良，對我們都很好」，這些話讓他大受衝擊。他在十分心痛的情況下去看書找答案，才知道原來這就是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症」（生命遭受威脅的受害人可能會有的一種心態，例如被綁架者因為擔心被殺害，強烈的求生慾會讓他很自然地認同綁匪，如果未遭殺害，他會因而感激綁匪）。

侯友宜說那時他已經當到刑事警察局副局長，對這種現象卻不很清楚，才驚覺自己有那麼豐富的實務經驗，卻沒有理論基礎做支撐，「該好好念書了！」，於是他下定決心繼續進修。做刑事偵查跟鑑識出身的他，選擇研究性侵殺人，他說「念書可以讓我更有效率地分析與歸納過往的案件、讓自己更篤定釋然，幫助我在理論中整理工作經驗、指導後進」。因此他在公務忙碌之餘，仍順利從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班畢業。

侯友宜的經驗不只印證理論基礎對已有實務經驗的人好比如虎添翼，更證明要先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唸書，才知道該唸什麼書、書該怎麼唸，也才能夠忍受唸書的辛苦。

不只唸書如此，在職場上工作、花錢買保險、從事公益活動……，幾乎每一件事會有甚麼結果都與「為什麼做這件事」有關，如果不論上學、上班或做業務，都可以先清楚知道「我為什麼……？」，我想即使是一份平凡的工作，也應該會得到豐富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