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信義區一棟摩天大樓裡，一位醫師正慌張的向律師描述事發經過，他的病患在住院前突然意識不清，出現昏迷，然後死亡；家屬質疑，好好的一位老先生，怎麼來趟醫院就天人永隔，認為醫師在醫療上有疏失，現在要對他提出告訴。

醫療糾紛不斷天使變囚犯

像這樣病患及家屬對醫師提出告訴的例子愈來愈多，偶爾還會在電視新聞上看到民眾包圍醫院、噴漆拉白布條、抬棺抗議灑冥紙等畫面，原因不外乎病患家屬認為醫師或院方處理不當，包括誤判病情、治療延誤、醫護人員態度不佳等。病患在住院中自殺，引起家屬不滿提告也是案例之一。

病患對醫療糾紛的不理性態度，已經造成醫界莫大困擾，加上法律對醫學專業的認知落差，更使醫護人員的處境雪上加霜。榮總神經內科主治醫師關尚勇舉出，一位精神病患在進行電影欣賞團體治療前，於前往集合途中，將自己反鎖在樓梯間一處放置椅子的儲藏室，開窗跳樓自殺，負責放電影的護士和心理治療師因此被定罪。

中華民國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黃清濱表示，訴訟需經過一連串出庭、審理、舉證等過程，就算判決結果證實醫師無罪，也會對心理造成莫大傷害。美國邁阿密有位神經外科醫師急診一位頸椎外傷的病患，醫師立刻進行緊急手術，結果病人四肢癱瘓，醫師以「沒有及時轉診脊椎治療中心」為由被告；後來又有一位類似的急診病患，這位醫師馬上將其轉往脊椎中心，結果病人還是四肢癱瘓，醫師又以「沒有及時急救」延誤病情被告。最後，這位醫師不願再受醫療糾紛所苦，提前退休。

資訊普及、病患意識抬頭 醫病關係丕變

執業超過二十五年的關尚勇，對醫病關係改變有非常深刻的體會。他指出，在醫學權威的年代，醫師地位就像父權一樣高高在上、不容質疑；近幾年民眾教育水準愈來愈高，報紙、網路資訊愈來愈公開，各種疾病和藥物已不像從前那樣封閉、難懂；以往醫師崇高不可挑戰的形象，隨著資訊普及、病患意識抬頭逐漸瓦解。醫療專業開始面臨種種挑戰，民眾開始質疑處置是否失當，也很在乎是否獲得妥善對待，醫療糾紛發生的機率也愈來愈高。

此外，由於醫學更發達，許多重病患者插著呼吸器維持生命跡象，等不到奇蹟出現更做不出安寧療養決定的家屬，也容易因為情緒引起糾紛。身為醫師，每天要面對許多插管病人的關尚勇感觸很深，總對太太說，未來如果我也病得很重，不要讓我插著管子……。

醫病關係變得不可信任，某些原因，正是因為患者苟延殘喘地活著，也有些時候，因為病患家屬覺得委屈，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黃清濱從處理醫療相關訴訟案件發現，多數醫療糾紛起因於病患或家屬對醫療結果難以置信、超出期待、不在預期範圍之中，絕大部分出自於對醫療過程不瞭解。

統計顯示，「醫病關係溝通不良」佔醫療糾紛近四成，內容多為醫護人員不適當的言行舉止與批評、沒有仔細聆聽病人陳述、對病患的抱怨沒有立即妥善處理、對於病情與醫療處置說明不盡詳細、未告知治療併發症或副作用等佔多數，在在顯示醫病雙方需要充分溝通。

黃清濱一再強調溝通在醫療環節的重要，他常打趣的跟醫師說，不想花時間上法院，就要花時間跟病人解釋病情，兩件事都一樣要花時間。他說，病患及家屬上醫院總是心懷恐懼，對醫護人員態度敏感，容易從表情判斷病情，如果在治療過程為了節省時間、疏於溝通，未來上法院打官司的時間將會很長。

健保、醫院、病人的三角關係

許多醫療糾紛起因於醫師判斷錯誤，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醫師，該如何避免誤判？關尚勇無奈的表示，健保、醫院、病人三者具有連動性，醫師面對疾病應秉持專業考量，對病患做必要的檢查、治療與用藥，但實務上，醫師卻常受健保局與醫院的內部規程所左右。因為在健保醫療體系中，健保局不只擔任費用核付審查，同時也扮演給付決定者的角色。健保局對醫療手段、用藥的規定鉅細靡遺，對特殊檢驗、手術、藥品、器材使用的程序與次數也有所限制。

事實上也有不少醫師表示，健保局對外宣稱，從來不限制醫療院所的醫療行為，只要病人需要、醫院提出申請就會給付，但醫師私下卻背負著「放大核刪」的壓力，只要被健保局刪過費用的醫師，都會出現寒蟬效應，進退失據。

要健保費用被刪還是被告？ 

黃清濱不諱言，健保的介入確實讓醫療行為被扭曲。他舉出，一位肝功能指數不正常，卻未達健保給付標準的病患，在明知健保不會給付保肝劑的前提下，醫師又該如何秉持專業立場給予治療？

又如，一位患有慢性病的老伯伯跌倒送醫，雖臉部瘀青，但生命現象還好，醫師安排老先生住院觀察，卻在辦理住院手續前昏迷，立即轉往醫學中心做電腦斷層檢查，發現顱內出血、之後老先生死亡，家屬忿而控告醫師誤診。

面對檢查官質疑為什麼不在第一時間做電腦斷層，醫師猶豫著，因為症狀不明顯，沒有神經學症狀，如果檢查結果一切正常，健保局不給付電腦斷層檢查費用，或者被健保局「放大核刪」，一個月薪水就沒了；檢查官追問，如果病患願意自費，幫不幫他做電腦斷層？醫師也直言，若自費則會考慮。

幾天後，醫師的起訴書被寫上「枉顧人命」等字眼送交司法判決，雖然最後法院還他清白、獲判無罪，但漫長的訴訟，也令他身心俱疲。黃清濱表示，理論上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時，不應把健保考慮在內，但以目前的健保財務狀況根本不可能，雖然健保不給付的項目，可以建議患者自費檢查，但在「健保給付項目，不得以各種名目要求患者自費」的原則下，醫師還是有被告的風險。他認為政府要明確告訴大眾，健保不是包山包海，不應讓醫師夾在中間，承擔被告與被刪的雙重壓力。

而且一旦醫師在搶救病人的判斷上出現時間落差，將造成病患永久遺憾。不論是病患死亡，或醫師陷入刑事追訴，醫病雙輸的結果，都是社會所不樂見。

每三個月一位醫師被定罪

關尚勇表示，曾有統計數字指出，台灣每三個月就一位醫師被定罪，比例之高堪稱世界之最。面對醫療責任的不確定性，以及與日俱增的醫療糾紛，有些醫師被迫採取「防禦性的醫療行為」以求自保，有些防禦行為具有正面意義，諸如增加檢驗項目和增加病人的複診次數，當然，所增加的醫療費用將由全民買單。

有時怕被健保刪減給付項目，醫師會做更完整的病歷記錄，或將病情描述得更加嚴重。而醫療常涉及保險，尤其病歷記載對於病患是否通過核保、日後會不會被認定為違反告知義務，以及是否可以獲得理賠，甚至是否被保險公司認定為詐領保險金等影響至鉅。當保險公司要求保戶據實告知，但病歷記載與醫師告知不同，醫療糾紛也可能因此產生。

其他負面性的防禦行為則可能使醫師避重就輕，對病況複雜或嚴重的病患儘可能轉診，有時導致病人在輾轉送醫的過程中耽誤病情，造成不幸。

互信互賴的醫病關係

黃清濱認為，醫病是一種信賴關係，家屬對醫師愈來愈嚴苛、動不動就興訟，可能會造成醫師在治療上更為保守與多所顧忌，效果適得其反。

既是醫師又是律師的黃清濱說，在法院裡每天聽到的都是謊言、真假難分，而醫院是個充滿實話的地方，醫病關係應該建立在非常親密的基礎上。就醫過程，病人應多體諒醫師的辛勞與忙碌，提供關鍵的資訊給醫師；而醫師在說明程序應該更周全，告訴病患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一旦發生，雖不能接受，或許不至於那麼錯愕。

早日建立一套常規，做為判斷標準，當醫師按照醫療步驟處置，仍發生不可預見、不可避免的現象，可以不用訴諸法律就能釐清責任歸屬，少一點謾罵與訴訟，多一點理性與包容，應是台灣社會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