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說，現在當官越來越難，除了常要在立法院被三「教」九「流」的立法委員指著鼻子罵之外，還要被媒體拿著放大鏡檢驗，喜歡出入特殊場所或交遊廣闊的，還得隨時留意有沒有狗仔跟拍。

也難怪守身自愛的官員行事越來越謹慎，與其做錯不如不做。因為即使謹守官箴，都可以誤入叢林被民意代表或媒體緊咬不放。也許因為加入藍綠之後，黑已經不是黑，白也不再是白，是非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不只外人看不清，連當事人也失去判別的準據。

當然有些官員的確貪贓枉法，罪大惡極，但是有些事，即使認真負責的官員，也不必然想做就可以如願看到成果，有些弊害，也不是官員剛正不阿就可以防止。這些事也許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坐上官位，就得扛上責任與民眾的期許。

但是，虧損超過700億元的台灣高鐵、營運1年來每個月虧損逾2億元累計已虧損60億元的高雄捷運、屢屢出包引發民怨的台北捷運柵湖線、因塔柱基座被雨水掏空而停擺的貓空纜車、已延宕10餘年尚停留在更換協力廠商爭議的台北大巨蛋BOT案…，每一件都讓民眾對政府官員的能力、清廉，以及官商之間的關係，產生不信任感。

大部份的官員對自己和自己的職務當然有一定的期許。不過事與願違的無奈與無力，恐怕也不足為外人道。看看發生在保險業的兩三件事就知道。

保險局長黃天牧是普遍被認為正直可信賴的監理官，94年3月他上任之後把提高壽險平均保額當做努力的目標之一，也提出獎勵的配套措施。壽險保單的保障價值已被儲蓄與投資等次要效益過度稀釋，就保險論保險，這種現象對整個市場與保戶都是短多長空。96年，新契約保額從92年的52萬元回升到近99萬元，黃天牧交出漂亮的成績單。97年，平均保額陡降，只剩67萬元，今年上半年進一步滑落到61.8萬元。不景氣或許是原因之一，但是「大家口袋沒錢」卻無法解釋何以不用花大錢就可以買到的、保障功能最強的定期壽險只占壽險保費的1.85％，件數只占3.85％。

另一個難題是依法應增資而未能增資的壽險公司。必須增資看起來就是一種警訊，但其中許多公司卻是滿手現金，到底是保險法過於保守？還是這些保險公司真的有隱藏性的財務危機？保險局下一步該怎麼做？

對冀望市場安定的官員來說，這些抓緊怕掐死業者，放寬怕自己瀆職、市場脫序的現實，恐怕也是一種事與願違？